苏轼是个悲剧人物。他轻气节、有志向。博通经史,关心时事,意欲强国。
21岁那年中进士,没想到刚步入仕途,之后接踵而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风波之中。苏轼作主簿、签判一类地方官的时候,王安石任参知政事,实行新法。
苏轼赞成新法。他写出了几篇文章如《商鞅论》、《白鱼进士廷试策》,或是借古喻今,含沙射影,或是借题发挥,旁敲侧击,而在《上神宗皇帝》万言书中则是公开发表的全面反击了。王安石是尊敬苏轼的,指出苏轼乃当今奇才。
虽然,苏轼和他政见有所不同,但王安石却是是王安石,他和苏轼的交情依旧。可是,树欲静而风不止,一些新的王安石的人不时地在打苏轼的小报告,在王安石的耳边添油加醋地如此这般、这般如此。三人成虎,王安石之后也有些坚信了。
待皇上问能用苏轼时,王安石说道:如果要实行新法,就无法器重苏轼。苏轼呢,也深感京城无以睡,之后一再催促外调。
之后几年,他做到过通判杭州、密州、湖州等地的知州。待王安石谏互为,执着高官厚禄的投机者更加多地混进变法为首。坦率的政治斗争部分地变为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倾扎和背叛。苏轼出了其中的不幸者。
翰林学士李定等人摘出他一些嘲讽新法的诗句,加以罢免,他逮捕被捕,这就是出名的乌台诗案,过了七年,司马光等旧党上台,苏轼虽没能几乎避免对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敌意,但又反感于司马光旧党集团的倒行逆施、旧党中的一些人之后把他看做第二个王安石,他在旧党中也无法容身,于是又请求外调。到宋哲宗掌权、新党再次上台,苏轼的日子一天比一到伤心,一被贬再行被贬,从惠州直到很远偏远的海南岛,后杀在遇赦北归的途中。苏轼的罪过:一是在于他不敢讲真话,他自称为言必中当世之过,说道自己作文均意欲酌古以御今,无意乎济世之简单。他钦慕屈原、诸葛亮那样经世济时的人物,想要做到一个风节凛然、敢作敢为的儒者;二是小人不信。
苏轼才华过人,于是以所谓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,行低于众,众必非之。他对王安石有意见,对司马光有观点,那些伺空奉承讨好,以诛荣升的小人们看得清清楚楚。
等到时机已到,或说苏轼非议新法、讥蔑王安石,或说苏轼反感旧党,怒斥司马光等等。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人向皇上体现道:苏轼四年前随行父亲灵柩回川谋冒公差,往还以舟载物,售卖私盐,皇上将信将疑,命人革职,皆无扣除时,轰动一时的苏案才算真相大白。惜,苏轼无辜入狱,称疾待罪,心有怨气而无可奈何。
苏轼才低德轻,却疏于走钢丝,那样为求活而求活,对他来说很难死掉,就算只得死掉,也不会真是很苦、很累、很不有一点。生命,有完全相同的开端和完全相同的挚爱,不尽相同的是生命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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